西安不倒翁姐姐回应生娃后面容憔悴 请勿营造婚姻...

所以，我们要取消这个制度，首先必须从政治层面给他们讲通，搞清楚稳定与不稳定的辩证关系，说明这种制度如果发展下去，公共权力在使用这种工具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节制，就可能引起更大的不稳定。

可古代的执法者却对这些成文法典进行了对己有利的筛选。执行主体可以借口这些条款不符中国的国情而拖延、规避履行义务，甚至干脆不予执行也不会受到任何法纪的拘束。

甚至有人还说，中国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作用的内容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可见纸上的法令与制度要付诸执行，还要看具体的执行人是否愿意。中国的律师就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诉讼结构中，游离于权力板块之外，通过向自己对抗一方求情而赖以生存的。现阶段，律师如果不谙熟此道，执意要充当行侠仗义的角色，企图通过法律赋予的控辩方式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去匡护正义、保护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由此看，律师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将法律赋予的那一点点权利转换为求情权，即律师以不触动权利主体原有的利益格局为基本的妥协要素，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使权利主体恩准律师进入利益板块的边缘，这样律师方能在夹缝中生存求活。

民事诉讼法称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则将律师界定为诉讼参与人。可见求情权对于律师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应该说，贝卡利亚的教诲最终落实在了第八修正案上，而具体的改革方向则不是废除死刑，而是废除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

那么，美国人怎么进行注射死刑呢？首先是准备性工作，即将犯人固定于死刑床上，准备好有关针剂以及注射人员。在肉刑之中，死刑是统治者最有威力的制度工具，所谓的生杀予夺大权。（3）酷刑具有法制教育意义，通过公开、残酷行刑，统治者以现场化的个案形式反复申明国家法律的关键内容，是一种古典式普法，毕竟当时的交通设施、印刷技术、教育资源和识字水平难以有效支持国家规模上的普法。当然，美国建国后的两百多年里，废除死刑的声音和州层面的立法努力一直没有中断，部分州还一度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全美范围内废除死刑仍然遥遥无期。

应该说，启蒙价值观刷新了西方古典的生命哲学与国家治理技艺，牢固确立了个体的道德正当性与人格尊严，这些价值储备后来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死刑人道化改革的规范性来源。不过，在执行方式上的人道化在刑事正义允许的范围内还是实现了一种最后的人道。

1888年，美国的纽约州出现了第一个死刑电椅。当然，对于统治者极端仇恨的士大夫也会用非常残酷、公开的酷刑来处决。1890年，死刑电椅第一次被用于处决死刑犯。相应地，在死刑执行方式上，各种酷刑层出不穷，几乎与人类文明史相伴而行。

（本文原载《法治周末》2013年3月7日，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注射死刑 死刑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严酷的国内外斗争环境，革命刑法保持残酷性，在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中并无显著的人道化进步。第五修正案要求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意味着只要经过了正当法律程序，对生命的剥夺就是合宪的。随着刑罚人道化日益深入人心，在死刑最终废除之前，注射死刑将逐步成为中国死刑执行的主要方式。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尝试过用毒气来执行死刑。这些新式死刑执行方式的运用代表了人道理性主义启蒙下的美国人对刑罚人道化的理解与尝试。

首例一开，作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政策取向，全国各地竞相为注射死刑的执行进行各种制度与技术配套，逐步将注射死刑常态化，使之成为中国死刑执行的优选方式。经由糯康案引发的注射死刑问题其实根植于人类数千年的刑罚史之中，对这一执行方式的历史与制度演变背景以及具体执行方式的探究，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人类生命哲学与国家治理技艺的一次精神之旅。

晚清刑罚改革乃至于整个法律现代化改革于是就具有了双重动力：一是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进行大规模的法律改革。在二战后的民权运动时代，权利话语熏陶下的人们似乎已不满足于仅仅在死刑执行方式上人道化，而是寻求废除死刑。深谙刑罚之道的法家大师商鞅是被自己主持制定的刑法处决的，执行方式是车裂，即五马分尸。注射用器材和药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制备，各省市法院根据需要申领。二十年前，即1977年5月11日，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州在世界上首次将注射死刑纳入法律。清末戊戌六君子在变法失败后于北京菜市口被枭首，即砍头。

据《逸周书逸文》记载，五刑是由五行相克而产生的，即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这里涉及相关的技术装备，包括死刑床、针管、药物、法警、法医等。

这两种明确列举的死刑执行方式可以由负责死刑执行的第一审人民法院裁量选择。而今天以注射死刑取代其他的残酷死刑，除了价值观的变迁之外，也具有成本衡量与法制教育手段改进的时代基础，缺乏这一基础，制度改革便缺乏动力。

总体而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区，古典刑罚体系保持大体稳定，这与其自身的生命哲学和国家治理技艺的总体稳定性有关，而西方的古典时期也保持了推崇死刑和残酷执行的传统，改革之光只是在启蒙时代才有所显现。英法的古典刑罚直到启蒙时代依然非常残酷，甚至国王都不能幸免，比如英国的查理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就惨死于该时代的酷刑之下。

药物研制经过了复杂的生物学试验，最终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基本要求是非剧毒致死，基本药方是大剂量巴比妥+肌肉松弛剂+高浓度氯化钾，基本原理是使用大剂量巴比妥使犯人镇静和深度睡眠，使用肌肉松弛剂破坏犯人的呼吸系统，最后使用高浓度氯化钾导致心肌先过度兴奋，后骤停。1977年，俄克拉何马州给出了答案：注射死刑。1979年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标志着新中国刑事法治的理性化，也暗藏着人道化的契机。走向注射死刑的美国：一部现代刑罚史美国是一个现代国家，尽管有着复杂的西方古典渊源，但其建国与意识形态塑造直接建立在启蒙思想的现代基础之上。

全程约需5分钟，随着技术进步，这一时间在不断缩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刑罚人道化的重要改革时期，其基本方向就是不断根据新的技术条件与经验性的痛苦认知来改良死刑执行方式，较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的是电椅和毒气。

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上正式引入注射死刑的国家。不过，这些尝试未必具有十分可靠的科学依据，比如怎样证明电刑和毒气刑所带来的痛苦就一定会小于传统的执行方式？尽管新执行方式的采用也会经历科学论证和议会辩论，但其理性基础和经验可靠性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疑问。

不过，酷刑本身仍然是一种文明现象，今人的野蛮评价是以今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尽管1977年美国已规定了注射死刑，但1979年的中国无论是在人道理性观念还是现实技术条件上都无法支撑对美国的紧密模仿。

关于注射死刑的执行程序，与上面介绍的美国的做法大体相似。在希腊罗马时期，死刑被滥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死刑适用范围较广，行刑方式残酷多样，比如火刑、绞刑、溺刑等。鲁迅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以及共产党员从容赴义的无数典型可以佐证。糯康不会想到，此次执行注射死刑的法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行注射死刑的法院。

在这样的生命哲学之下，作为死刑的大辟自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正式引入注射死刑，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立法正式规定注射死刑的第二个国家。

当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这只能算一种次优标准。在各州的努力之外，联邦最高法院曾在1970年代初以5：4的微弱多数优势宣布死刑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的反酷刑条款，认为死刑本身就是一种酷刑。

二是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化与政治精英开始主动引入西法，推行法律现代化。但联系第五修正案，最高法院的努力未必能够成功。